本文来源：时代财经 作者：张婉莹

“伯，你看我婆（方言，指奶奶）的手咋了，能给包扎下不？”

两个年轻人带着一位手受伤的奶奶走进诊所，章耀庆熟练地取出消毒用品，3分钟内就完成了消毒与包扎。结账时，章耀庆收取了1元钱。

“这包扎的材料费用不算吗？”年轻人问道。

“都乡里乡亲的，没多少钱。”章耀庆答。

章耀庆是陕西省某个行政村的村医，今年马上65岁。从15岁进入大队卫生室挣工分，到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的单干，再到本世纪初成为村上推举的乡村医生，章耀庆已经在村医这个岗位上做了整整50年。

章耀庆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图片来源：时代财经摄

在以半个世纪为计算单位的跨度中，以章耀庆为代表的一批乡村医生，几乎见证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赤脚医生”“卫生院”“乡村医生”等称谓的改变；到九十年代疫苗冷链的使用，让曾一度在农村地区盛行的天花、麻疹、小儿麻痹等传染病几乎灭绝；再到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让看不起病、因病返贫的人大大减少……

“章耀庆们”像是历史的一个缩影，在流动的村庄里，守住村民们的健康防线。

乡村医疗的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之一。随着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乡村医疗条件也在逐渐改善。作为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服务的“网底”，乡村医生是中国医疗服务队最基础的一部分，被视作中国广阔农村地区亿万乡村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乡村医生作为农村防疫的中坚力量，其重要性更加凸显。

但与此同时，乡村医生流失加速也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全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从2016年起至今，全国乡村医生数量分别为93.9万、90.1万、84.5万、79.2万，到2020年底下滑至74.7万。乡村医生正以平均每年近5万人的速度流失。

以章耀庆所在的乡镇为例，该镇目前在职的乡村医生仅有22人，最年轻的也已经40岁。眼见章耀庆快要退休，村卫生室至今还没找到接任的人。

章耀庆对时代财经感慨道，村里的娃娃越来越少，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在外务工，曾经卫生室里要忙到中午才可能吃上早饭，现在三五天才来一两位病人。

从国家到地方，近年来，与乡村医生相关的政策越来越完善，但具体执行的效果参差不齐。整体来看，如今的乡村医疗机构服务仍存在医生普遍老龄化、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待遇不稳定、大部分乡村医生诊疗水平有限等短板。

“目前，社会上对乡村医生这份职业的认知还不够全面，从业环境相对比较艰苦，还要能耐得住一定的寂寞，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够强。”陕西省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分管基层卫生工作的相关人士告诉时代财经，要加强村医队伍建设，还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比如制定符合岗位实际的聘用条件、优化聘用机制、提高村医待遇、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和解决村医养老保障等。

在他看来，村医队伍很不容易，这个岗位确实很重要，尤其对于保障农村人群的健康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也在尝试做更多的工作，希望能够随着国家出台更好的政策，并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逐步解决当前存在的这些问题，为乡村医生发挥作用提供更加良好的工作环境，能给咱们的乡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该人士说。

扎根农村的“消息树”

早上八点，是村卫生室的开门时间。章耀庆早早打开大门，拿出听诊器和测压仪，要对村里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贫困户，做一遍巡诊工作。

章耀庆所在的村庄，位于省道边上，周边都是山。从省会出发，向西北行驶200余公里，才能到达。在这个人口将近1500人的村落，乡邻间多少都有些沾亲带故。时光流逝，章耀庆的称呼在村民口中，也从“小张”“张哥”，变成了“张伯”“大爷”。

山沟沟里的农民，不如平原或沿海地区的富裕。章耀庆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刚加入卫生室时，很多药都是按片卖，“一包药也就几分钱”。可即便如此，当时还是有很多人付不起药钱，赊账的本上，密密麻麻记了一串。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与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看不起病或者赊账的人越来越少。以往不舍得花钱看病的村民，变得越来越“惜命”。章耀庆最大的感受是村民对生病吃药这事越来越重视，“尤其巡诊一些老年人家，谁家能没有个大药袋？”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是章耀庆近些年在农村地区接触到的排名前三的慢性病。“人们吃得好了，运动少了，‘富贵病'也就多咧。”章耀庆对时代财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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